我們醫學院有許些傑出的畢業生足以自豪，「傑出」不一定是指世俗的涵義。我們所指的是有卓越理想、博愛同儕、熱愛國家而得到的聲譽和地位。其中一位，是1931年得到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的施正信敎授。
一般來說，醫生並非常常得到輿論好評；很多笑話譏諷醫生熱衷於收費多於治人。法蘭克林就是其中一個說此笑柄的人，他說：「上帝治人而醫生收費」。但施正信的強烈責任感和服務熱誠培育出他清廉的精神，摒棄享樂，過著刻苦辛勤的日子。
施醫生的事業可說是：「夫子周遊天下無所合意」，而中國和中國的同胞就像磁體般「吸引」著他的一生；因此，雖然遊歷遠方，心所繫的還是中國，最終還是回到祖國懷抱。施正信1909年生於上海；父親死後由母親依靠家裡積蓄把正信兩兄弟撫養成人。施正信後來考取政府獎學金獲得香港大學醫學院取錄；任何時候能考取政府獎學金入讀大學，已經殊不容易，更何況在競爭激烈的時候，要擊敗眾多對手脫穎而出更是難能可貴。六年寒窗，極鮮娛樂，可幸贏得醫學院和馬禮遜堂同窗的友誼，終於為施正信帶來醫科學位的榮譽、尊嚴和職責。當第一次被稱呼做「施醫生」時，實感自豪。在香港服務一年後，時値日本侵華，施正信響應招募醫護志願人員的號召，返回中國內地。南京政府忍讓後，施醫生在北京工作了半年，然後返港擔任母校香港大學內科敎授的助理。
1935年，施正信取得獎學金赴倫敦大學深造，翌年獲得熱帶病學及熱帶衛生學文憑。在倫大學習期間，施氏領悟到以中國的龐大人口，對付流行病的蔓延，最佳辦法是推廣預防醫學和公共衛生。基於愛國情操，他又改弦易轍，從臨床醫學改習公共衛生，這個改變得到中國政府大力支持。1937年，他即考取公共衛生學文憑，繼而遠赴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深造，僅一年即考取公共衛生學博士學位。正擬在鵬程萬里之外的異國繼續較安定的醫學學術工作和硏究，中國已漁陽鼙鼓動地來，令施正信歸心似箭，急著趕回戰區協助抗敵，不得不繞道從「後門」進入國境，由香港取道越南海防和河内，於1938年返回內地。
二次大戰期間，他主要是為紅十字會工作，在落後地區貴陽設立診所，當時貴陽迫切需要醫療服務及預防醫學工作。診所亦同時用作訓練所，訓練嚴重缺乏的醫護人員。1945年，施正信出任貴州省衛生處處長，其後更擔任衛生部保健司長，掌管各省衛生部門的組織機構及人事等工作。
就在1948年間，母校香港大學聘請施氏出任新設的社會醫學敎授一職。對施氏，這是値得自豪和高興的，因為那是港大首次聘請華人出任敎授，而他更是第一個港大畢業生被聘為敎授的人。為擔當這個重要職位，施正信在港大資助下再往牛津、伯明翰和愛丁堡三處深造；1950年開始在港大正式擔起敎職。然而他的學術生涯僅僅兩年就被意想不到而吸引力極大的聘約終止了。1952年以日內瓦為總的世界衛生組織，聘請施敎授出任社會及職業衛生組醫官。這項聘約尤其吸引施敎授的地方，是因為他在中國曾獻身為縣、省以至中央的公共衛生服務，世界衛生組織的新職位無疑給他一個更進一步為國際機構工作的機會，工作範圍遍及全球。這項榮譽對中國人來說，在當時是非常罕有的。
施正信敎授為世界衛生組織工作了十四年，事業作出最終的轉變；他拒絕了被派往地中海東部地區工作，並辭掉了世界衛生組織的職位，決心用有生之年為祖國服務；那年他五十七歲，當時這個決定令很多人感到詫異。1966年回到的中國，不久後即發生慘痛的文化大革命，施正信經歷過包括被紅衛兵批鬥的艱困和挫折後，終於成功地成為中國衛生部一位有影響力的重要人物。尤其重要的，是他為中國與國際醫學界建立有必要的連繫，做出很大的貢獻。1975年，施氏被調往中華醫學會，任常務理事，1980年任副會長。主要任務是協助辦好《中華醫學雜誌》英文版，那是中國最早的英文版專業期刊，在國際上享有一定的聲譽，後來施敎授擔任了它的副總編輯一職。施正信更為敎育和培訓醫學人才做出貢獻，包括把重要醫學文獻翻譯成中文。1990年，施敎授捐出為數不菲的金錢，在中華國際醫學交流基金會內設立公共衛生學獎學金。
鑑於他對國家醫療服務上的貢獻，施敎授於1978至1987年間兩度被選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成就當之無愧。施正信畢生以服務人群為職志，我們讚許醫者「仁心仁術」，施正信是最佳榜樣，香港大學以有這樣的畢業生為榮。
施敎授很可惜因年事已高未能親身出席，他囑本人代他致意如下：「香港將於七月一日重歸中國，我與舉國同胞一般雀躍，認為這是本世紀最矚目的一件大事。能夠親自經歷這時刻，令我欣喜莫名，我從未敢奢望能活得夠長久看得到。這也代表香港大學大有可能成為下一世紀國家重點大學之一。」
校監先生，為表彰施正信敎授對公共衛生服務的貢獻及無私的自我犧牲的勇氣與精神，我謹請閣下授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讚詞由讚詞宣讀員Mimi Chan Mei Mei教授撰寫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