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謝詞

監督閣下，校長先生，各位貴賓、嘉賓，女士們，先生們：

剛剛我很用心地聽了誦讀的幾篇讚辭，我很誠懇地相信有關我的那一段，把我個人比做知識界有貢獻的人物，是多少有些渲染的，我實在很不敢當。現在承主持當局的好意，又教我代表接受名譽學位的人們在這個典禮中致詞。我雖然不敢懷疑當局這樣做的智慧，可是我不能夠不猜想，也許香港基本法的委員會已經討論了像美國有的反對歧視老人的法案也說不定，自然我猜的只是猜測罷了。不論如何，我現在要借這個機會，代表幾位在學術的各方面和對社會的積極服務上都有卓越的成就，今天在這裡接受榮譽學位的朋友們，向香港大學致謝。我們大家也要向今天剛剛完成大學學業的各位畢業生祝賀，希望他們在未來的事業上，都會有很大的成功。

今年的正月，曾經獲得諾貝爾獎金的各國學者們，破天荒第一次在巴黎舉行了只有他們參加的國際會議，一共開了四天會，會議的主題是「面對第二十一世紀」。這一次會議結束時最後發佈的公報，極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他們宣言說：如果我們人類還要繼續生存下去，我們一定要倒退回去2500年，去追尋孔子的智慧。我是一個華裔，又是唸人文科學的，我不敢去向這些出席會議的人們質問；他們主要都是自然科學家，科學界的大人物。我今天所想說的，只限於一些關於人的活動這一方面的事情，至少孔子也說過：「道不遠人」（《中庸》，第十三章）。

聰明的哲學家們、學者們有的時候喜歡說一些誇張的，驚人的話，用一些壯美的語詞。但是即使是這樣說話的人，他們和一般平庸的人，像馬路上隨時隨地可以看到的芸芸眾生，也有基本上相同的地方，就是他們也要吃飯，也要飲食。我個人在海外居住了很久，已經超過了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的時間了。因為日常生活的關係，使我無法不時常注意到西方人在飲食方面的習慣，特別是有什麼社交活動，典禮，或盛大宴會的時候。對我來說，觀察這種情況我覺得很有吸引力。因為它們會供給我一些動腦筋思考的材料，有的時候比書本上的敍述更能夠教我明瞭西方人思想問題的方法，和西方人生活的摸式。

清朝末年江蘇無錫的一位讀書人薛福成，他在光緒十五年（1889），離開現在快要一百年之前，被當時的政府派他做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這個外交職務，使他在歐洲住了不止四個年頭。他的著名的《出使日記》，是在光緒十八年（1892）石印出版的。在這書裡面他很偶然地記載光緒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公元1890年六月十三日），也就是他在比利時的首都伯魯色爾（Brussels）遞過國書之後的第三天，他跟使館裡面兩位其他的館員被比利時國王利奧帕德二世（King Leopold II）招待晚宴。他們吃過了盛饌之後，薛福成這樣記載說：「王與其弟攜手同行，導賓入別室，飲加非、皮酒之屬，皆立而飲之，賓主任意。所欲與談者，或二人，或三人，皆立談良久。」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二，頁二十二）

雖然薛福成是一位很精明，觀察也很銳利的人，我覺得很可遺憾的，是他不曾注意，至少他不曾記錄下來西方生活裡在這種重要的場面之下大家喝的各種發酵過的葡萄汁和其他的有酒精的飲料，還有開胃酒（aperitifs）跟宴會後喝的，味道很濃烈的甜酒（liqueurs）這些東西。我得說明我從來不曾被國王宴請過，但是我個人的經驗，覺得在西方的宴會裡，給人印象最深的，是擺在餐桌上面的各種大小、形狀都不相同的玻璃杯子，它們是用來盛各種不同的酒的，而這些不同的酒，又是要用來配合當天吃的幾道不同的菜肴的。更進一步說，宴會裡不同的刀叉的形狀和用途也是分的，這對我們習慣了只懂得用一雙筷子的人，更會茫然若失。

我這裡不想張大其辭地說，西方人在生活上這種精確的分別心，就是他們所以會產生《美國獨立宣言》，或是近代婦女爭取競選投票的歷史根由。但是我要毫不遲疑地說，西方人在他們的文化和社會背景裡，根深蒂固地全身都滲透了一股十分堅強的分析的能力。像上帝要創造一種對比的性格似的，在我們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裡，卻生就了一種高度的綜合的性能。我這裡並不是說中國人不能夠欣賞分析的思想；也不是說在歷史的某一個階段裡中國從來不曾產生過傑出的了不起的科技人才；我只是想指出來説中國人，即使早到在現代的學者們認為是人類的文明剛剛萌芽的時候，他們已經養成了一種成熟的智慧，使他們常常能夠把成千成萬的小單位，建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讓我現在拿中國語文做一個例子罷。在中國古代，一歲大的馬，兩歲大的馬，三歲大的馬，都是用不同的詞去代表它們的，我們甚至於有一個專門描寫八歲那麼大的馬的詞。（《說文》卷十，上）我想這比英文裡colt（從離母懷到四、五歲的小雄馬），filly（這樣的小雌馬），如果不是分析性更重，也相差無幾了。可是，沒有等了很久之後，我們就逐漸地把這些統一起來，把它們統統叫做「馬」就行了：要想說得更清楚一點，在馬字的前邊再加上個形容詞就成。

在中國幾千年悠長的歷史裡——這一方面本校的校長是一位專家，我也許不應該班門弄斧，——中國已經發展成功了一種政治技巧，它包含兩個組成整體所必需的層次。在一個基礎的層次上，它要求根據仔細的分析所能夠得到的嚴格的正確性。在稍高的另一個層次上，它更進一步要求人們瞭解任何事物只是一個綜合構成的整體的一部分。譬如說，政府要抽稅，這當然是行政管理最基本的工作，它當然要細密，精確；國家和地方的每天要辦的例行事務，也是這一類。可是在高些的層次上，所需要的考慮和它所能起的作用就不同了。在中國的西漢時代，有一位丞相，叫做丙吉。《漢書》裡說他：

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鬥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吏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獨謂丞相先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鬥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放喘。此時氣失常，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漢書》卷七十四）

今天的生態學者們聽了這一位中國的丞相在公元前七十二年真真正正說過的話一定也會高興罷？現代的人類生態學研究的進步，當然早已經超過了古人能夠說的偏重於社會哲學這樣的話，並且早已在追求獲得一種有系統的學科的地位。在這種過程裡，他們的成功就需要科學性的綜合。假如丙吉活到今天，成了一位現代的宰相，他一定會說人類能不能繼續生存下去，要看這個世界在廣大的範圍內，那各方面都富裕的和各方面都缺乏的，陰陽之間能不能獲得調和。

監督閣下，香港大學到今天已經有了快八十年的歷史了。它從1911年創立以來，在全世界各地都享受著學術水準超越這樣的很高的聲譽。你們的畢業生們，每一個人都在他的專門知識範圍內受過有系統的、熱心教導的訓練，我可以保證他們一定對分析方面有了不少的認識。可是，即使他們不都是在香港出世生根的人，不論是誰在大學裡住了那麼多年，獲得了學位，他們也一定跟香港其他的居民，那好幾百萬的中國人，分享到一些寶貴的，對事物能夠有綜合的看法的能力。老實說，這種分析的能力和綜合的能力是互相補足的，它們不是互不相容的。綜合性的了解並不是產生於人們的胡塗無知，它也不是落後地區土人們的幻想，它甚至於不是直覺，靈感，卻很像是經過仔細分析和看了實踐的證據之後的一種昇華，一種提高和純化。如果人們同意現代物理學家們說的幾萬個基本粒子（subatomic particles）只是由三種或四種叫做夸克（quarks）的更小的結構單位組成的，他們就會明白這種綜合性的思考的重要意義。讓我們再用飲食做一次例證罷。在我的小小收藏裡，有一張印刷得很好看的清末時候官方宴會時用的菜單。原來的收藏的主人是朱爾典夫人（Lady Jordan），這個宴會，朱爾典夫人也是被邀請的，因為他的丈夫朱爾典爵士（Sir John Jordan）正是光緒三十二年到民國九年（1906-1920） 英國駐北京的公使。吃飯的這一天，是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公曆1907 年六月五日，那天是星期三。菜單上列的八九道菜都是中國菜肴裡的珍品，不用細說了。令我感到有趣味的是，在這個宴會上，中國的紹興酒和玫塊露，也和西方傳統的所謂table wines 混雜在一塊兒，沒有把它們特別分開。這些中國酒用的是什麼杯子，倒很難說。常識告訴我們，它們大概只是普通的瓷器酒杯，而且大概是用一個杯子喝兩種酒，並沒有特定的專喝紹興酒或專喝玫瑰露的酒杯式樣。（順便地說我所見到過的中國瓷器酒杯，在一套裡面是沒有大小分別的。故宮博物院裡收藏的元代彭窯一套五件的套杯，它的顏色術語叫做象牙白，上面有劃花的饕餮圖案，果然五個大小不同，因為它是套杯，一個要套在另一個裡面的。是鑑賞家們欣賞的東西，卻不是實用的。）這樣說起來，恐怕成功的外交是要開始於喝酒方式的融和，再能夠進一步談到看問題方法的融和罷。

監督閣下，這裡大學的校訓是Sapientia et virtus（智慧和德行），用的漢語是明德格物。要想有智慧：知識的獲得，經驗，好的判斷能力和常識，都需要分析。可是，像儒家的經典《大學》裡說的「在明明德，在親民，」就需要綜合。跟中國的丙吉同時代的羅馬詩人賀拉士（Horace）稱贊荷馬的詩裡早就說過：

還有，德行的和智慧的力量，

他已經在尤利悉斯（Ulysses）身上給我們一個有用的榜樣

（《書信體詩集》第一部，第二節，十七至十八行）

讓我們認真地希望從您的大學裡，從現在直到很多年後，都能夠不斷地產生無數的領袖人才。他們都像丙吉那樣深厚、那樣關懷地熱愛人民，就是在馬路上隨時隨地都可以見到的，不分彼此的芸芸衆生。他們都為香港和中國的前途努力，使香港能夠繼續繁榮地發展下去，使香港的社會能夠成為二十一世紀裡世界上一個又自由，又有文明，又有文化的社會。監督閣下，您看這樣好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