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謝詞

校監、校長、各位嘉賓：

本人承母校垂愛，有機會在今天的名譽學位頒授典禮上致詞，深感榮耀。首先我當然應該代表其他三位名譽畢業生格里菲思先生、許慧嫻女士、嘉道理先生和我自己多謝大學今天頒贈給我們的崇高榮譽。

香港大學創辦於1911年，距今已七十年了。港大創校的宗旨，是要「發揚學問、文藝、科學與研究；提供高等敎育；頒授學位；培育不同種族、國籍、信仰的學生的品格；以及維持與鄰國中國的良好關係」。我本人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港大學生，戰後又在母校服務逾三十年，親身體會得到港大創校時的辦學宗旨，在過去七十年來都信守不渝。

隨着時間的消逝，香港的面貌不斷地經歷重大的改變，建築物鮮有到今天還能保存舊觀的。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的港大校本部大樓，就是少數未拆卸的建築物之一。即使是這座校舍，從前端看去還是舊觀如昔，但後端也已略爲改建過了。無論我們所見到的改變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港大都能一貫忠於公眾要求的辦學宗旨。因此，在創校七十年的今天，我以「港大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為題談談港大的發展，相信是適當的。今天我想緬懷一下港大的往事，也想展望一下港大的將來，但無意向各位陳述港大的歷史，因為就在十多天之前，這件工作已由前任敎務主任梅樂彬博士完成了，他所撰寫的港大校史巨著兩大冊已出版面世。

港大最初的三十年

要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港大最初三十年的往事，很多港大戰前的畢業生，其中尤以今天接受名譽學位的許慧嫻女士都比我勝任得多，因為我不過是在1938年才入學的。港大那時的規模很小，學生人數僅及現在的十分一，學制依照傳統英國紅磚大學的形式，頒授文、工、醫榮譽學士學位。馬來亞、緬甸、印度和中國的學生都來入學。今日成為明原堂一翼的盧押堂，當日曾是海外學生聚宿的宿舍。理科成為學位課程為時較晚，要到1940年才首次頒發學位。不過，在此之前其他學院已有理科科目的講授。

如果把香港西醫學院看作是港大醫學院的先驅，港大醫科事實上有逾七十年的歷史。遠在一百年前（1881年），一位從加拿大來的威廉．楊格醫生，與倫敦傳道會合作，開設太平山診所，為貧苦華人治病。診所的規模，逐漸發展成後來成立的香港西醫學院，然後又再進一步創辦香港大學。由於港大醫科學位獲得承認，港大醫科廣受東南亞中學畢業生的歡迎，戰前不少這個地區的醫生都是在香港讀醫科的。

除醫科外，工程學科也頗受外地學生的歡迎。港大電機工程和機械工程的學位，分別獲得電機工程師學會和機械工程師學會的承認。三個工程系的試卷都送到倫敦去評審，評審工作則由當時倫敦大學的主考負責。自從1916年第一屆畢業考試之後，每年評審員都提交給本校一份評審報告，列出那些達到倫大榮譽學位水準的香港畢業生。今天港大的校外考試委員制，可說是戰前倫敦評審員評審本校工科水準的延續；所不同的是後者僅由倫大敎授們負責評估，而當時評審的程序，並不包括給評審員每三年來訪問本校一次的措施。

硏究

從學術的角度來說，戰前港大並不以研究為重。今天第一流大學所盛行的精深硏究，在當時港大是不着意發展的。創校的首三十年裡，我們僅培養了兩個工程碩士，三個文科碩士，五個醫學博士和兩個外科碩士。從僅有的幾個研究院畢業生來看，本校當時似乎只是着力於本科程度的各科敎學，通過授課去履行培養敎師、醫生和工程師的任務。

與中國的聯繫

港大創校初期，中國中央和地方當局都定期遣派學生來港接受大學敎育，而港大也能一本初衷，培育具有西方知識的畢業生，協助建設現代化的中國。港大創辦人的一個期望，是認為中國的天然資源應該充份發展，使中國人受惠，再進而惠及全人類。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戰前中國國內不少著名大學敎授和工程師都是本校的畢業生。港大第一個講座敎授席之設，也就稱為太古工程講座敎授。

另外，也有中國學生來港習醫的，畢業後回國行醫或服務於中國政府。不過，在數目上可能比來自馬來亞和緬甸的為少。

文科方面，當日中國政府也派了不少學生來港就讀，以便畢業後回國擔任中學敎師。這些當時被稱為「北京學生」的，日後卻成為中國敎育界的領導份子。也有不少在繼續深造硏究之後，成為中國各大學的敎授。五十年之後，一位「北京學生」表示港大給予他們良好的英文基礎，比較當時中國大多數大學所給予學生的為佳。良好的英文基礎大大有利於他們繼續鑽研西方知識。當時港大課程的主要弱點，是缺乏敎師，無法多開科目。其實，這是戰前規模小的大學的通病；由於學生少，每系只有很少敎師就算夠了。我讀書的時候，港大工科三個系就只有三位敎授，兩位講師和三位助敎。不過，由於師生人數少，彼此的接觸便密切得多。同時，學生雖然因科數少而未能涉獵本行更多方面的知識，但紮下的良好基礎使他們日後吸收任何所需要的知識都沒有多大困難。

宿舍生活

戰前，大部份學生都寄宿，學生的生活以堂舍為中心，後者給予他們不可少的社交機會。由於宿舍宿生數目比今天少，彼此自然充分認識，因而建立起恒久的友誼，思想境界也因同學間經常交換意見和觀點而擴闊。那時，讀書的壓力不如今日之甚，學生課餘之暇經常在宿舍地下的大休息室聚會。每晚睡前，宿生都要齊集宿舍地下近樓梯處聽候點名。幸而這項規定今天已廢止了，否則一間宿舍二、三百宿生，每晚單是點名就要花去差不多一個鐘頭了。

對一個由中國內地來港的學生來說，我對當時港大宿舍的居住環境尤感興奮；宿生都有單人房，比較我在上海讀大學時每間房要住三個到八個學生，實在有天淵之別。港大宿舍的服務是第一流的，學生只須按鐘，要飲要食都可以得到解決，毋怪港大當時被視為富家子弟的學府了。今天大學生要享受這樣的服務，大概要住文華酒店才行。

港大的現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本校差不多立即恢復工作，這顯示香港政府及社會人士決心儘快繼續對青年提供高等敎育。戰後，大學敎育的重要性已為世人所了解，故此各地大學生人數迅速增加。然而本校學生在最近二十年始有增加，較其他地方略遲，原因是本校在戰火中蒙受嚴重的物質損失。1946年，本校所有工科實驗室的儀器及機械均無復存，各項課程幾乎要重頭開始。學生初期還要自携椅子到課室聽講。陸佑堂只餘下無上蓋的四壁。可是荒蕪的校舍並不減少我們對高等敎育的熱心。戰後的第一屆畢業典禮於1946年三月廿二日就在這個陸佑堂舉行，由香港大學（醫科學位）緊急委員會頒發學位予三十三名畢業生。在敗瓦頹垣的陸佑堂中，大家意氣昂然，象徵着本校即將重獲新生。倘若今天的學生能看到戰爭的可怕，戰時絶無希望攻讀大學的事實，以及本校重開時設備甚差而意氣卻高昂的日子，他們必定會更加珍惜在目前環境下的讀書機會。

戰後十年間，本校辦學的方法與戰前大致相似。我們盡力革新及裝置各實驗室。在圖書館方面，由於戰前圖書館的書籍得到中文翻譯科講師陳君葆先生妥善保存，我們的工作較為簡單，費用也較為便宜，可謂不幸中之大幸。

本校最大的轉變是在最近二十年，由一間舊學府變作新式的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雖有罪惡的一面，卻導致科技迅速發展，這可能是它帶給人類的惟一好處。本校同時也必須隨着時代前進。像戰前由一名敎授或講師全責主持講授一門專科學問，已不可能。就我所研習的科目來說，在過去三十年就產生了不少新學問，如微波、模擬及數字電算機、固體器件、激光器、微波激射器丶衞星通訊等等，不勝枚舉。我們怎麼應付這迅速的發展呢？幸而最近二十年學生人數大增，敎師人數也可以隨着增加。新的敎師由先進的國家帶來最新的技術及知識。同時，校外主考制度使各學系能夠維持其學術水準，並聽取海外主考員的意見。有些學科由於拓展新的學問領域，變化甚速，我們每三年便可為這些新學科聘請主考員。此外，本校還提供研究津貼，鼓勵敎師請假往外國進修。雖然本校不像美國有些大學那樣嚴厲執行「沒有著述便須離職」的政策，但有關敎師若無硏究成績，不會獲得正式長期僱用。這種做法在戰前卻是不可思議的。

硏究工作及研究生課程

本校最大的進展，是在碩士與博士學位課程方面；而由1960年至現在發展尤其迅速。1971年，本校文學院及社會科學院率先設立採取上課形式之碩士學位課程，後來其他學院亦設立同樣的課程，而這些課程自此便與採個別進行研究形式的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並存。值得注意的是本校於1960年頒發十四個博士及碩士學位，至1970年增至五十九個，1980年更增至163個，其中不少還是博士及高等博士學位。博士及碩士學位與學士學位的比率亦同樣由1960年的百分之五增至1970年的百分之七點九，再於1980年增至百分之十四。目前，本校很多畢業生都投入本港或國際的著名學術及研究機構服務，而在社會及政府擔任要職的更是不能盡舉，這充份反映本校在發展過程中一個成熟的階段。香港社會日趨複雜，分工日趨精細，而本校作為一間高等學府亦不斷努力去趕上社會的需求。

新成立的學系

1946年，由於電機及機械工場已無復存，而香港也沒有甚麼重要工業，故此本校只能恢復土木工程學位課程，其後又於1951年增設建築學，合成為工程及建築學院，其他學院則像戰前一樣。當時，香港經濟逐漸工業化，本校遂於1959年再次設立電機及機械工程學位課程。為配合香港社會的進步，社會科學學院應運而生，而且發展迅速，於六十年代設立不少新學系及課程，例如管理學、統計學、社會學、社會工作、政治學及法律。1973年，工程學院又增設工業工程系。最近我們還開辦牙科及城市硏究課程。現在本校已成為一間新式大學，凡有助香港發展的學科，應有盡有。我相信所有在戰前認識本校的人士，對它近期的轉變，必定感到高興。

今日的學生

1969年，政府表明獲得大學取錄的學生不應因財政困難而無法攻讀的決策後，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子弟都有機會入本校升學。1980年十二月，本校有4634名本科生，其中3001人接受政府資助及貸款，約佔本校同學的百分之六十五，還有約七十名接受他種資助的學生尙未計算在內。這顯示大部分學生都是家境普通，很多學生的住所還遠離校園，其中不少每日在交通上就要花去三、四小時以上，加上家裡的讀書環境甚差，亟需宿位及良好的讀書環境去提高學習效率。很多學生更須課餘兼職，以補助他們讀書的費用。政府每年動用大筆公款來敎育我們的學生，學生竟因不良的家庭學習環境或因需要兼職而不能充分利用學習的機會，實在可惜。要解決第一個難題，本校必須增加學生宿位。

可惜得很，本校現在不像戰前一樣規定學生必須在校內寄宿。而就客觀條件而言，這在目前也是不可行的。由於近年學生人數大增，能夠入住宿舍的只有一小部分，約為目前學生人數百分之二十。雖然需求甚殷，興建一間宿舍需要數年的時間及大量金錢，因此入住宿舍已經成為一種特權。戰前，宿舍生活是大學敎育重要的一部分，而現在的學生活動則主要是學生會及各學生組織所籌辦。

我發覺今日的學生較戰前的學生更加關心社會。世界各地學生都有同樣的趨勢。大部分學生就是在惡劣的環境下仍勤於學習，這可說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特色之一罷。

前瞻

要展望將來，總是最困難的事。因此，各位請容我在這裡對未來莽作揣測。不過，在慶祝本校創立七十週年之際，我們有充分信心認為本校會像過去一樣，能達成社會所托的任務。本港的社會和經濟環境轉變急劇，由轉口港一躍成為工業城市，由寧靜安謐的社會轉為繁忙擠迫的城市。本校既然一直都能配合這些變遷，相信也可應付未來的新挑戰。

我們所要面對的，是一些棘手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這些問題在某程度上，可說是全球性而非本港獨有的。本校所要應付的新挑戰，是在昔日——特別是戰前——所不能設想到的。一方面我們的出口市場遭到劇烈的競爭和限制，另一方面由於人口過份擠迫，造成了種種社會和環境的難題。

要籌劃未來的大學敎育，首先要對未來有透徹的瞭解，而這份瞭解極其量也只不過是敎育界人士的揣測。有些敎育展望專家，也只能開始看見自己對未來的認識原是有限，他們所能做的，就只是坐觀眼前的活動變成一種趨勢；同樣，我們所能做的，也惟有是觀察香港在可見的將來的一般趨向，從而籌劃未來的敎育計劃。

香港五、六十年代時的工業發展，可賴比較廉宜和大量的勞工作為發展條件，還未需向海外推銷精細的科技產品。到了七十年代，這種情況已不能再繼續下去。在亞洲，香港的工資現時僅次於日本，而出口貿易所受到的限制對我們的工業構成了威脅，這情況是我們都清楚的。香港若要求存，就需要政府、工業界和敎育機構三方合作，切實認眞地為本港籌劃未來。本校的工科敎育歷史悠久，自七十年前創校時即已開辦，而本校也時刻記着對這方面應盡的責任。我們的理科、工科、經濟、管理及其他學系，都樂意為籌劃未來而盡力。今天的世界競爭劇烈，而資源卻極其有限。我們的資源，不足以進行複雜的硏究和發展工作，如發展規模龐大的集成電路，或是一些其他對工業界有助的先進科技等。本校和其他敎育機構在未來必須倍加注意的，是如何善用有限的資源從事研究和發展。本校將須更強調敎授能源、環境、電腦和管理等學科。

我們還可意料到，在未來，大學學位課程會比以前有更頻繁的修改。在今天，科技上的變革是極急劇的。這種變革對我們未來的生活方式，肯定會有莫大的影響，而大學敎育必須配合實況。本科生接受通識敎育，所費的時間已不少，還有工夫深入學習專門知識嗎？很多科學和應用工業的領域，將越來越強調通識而非專門知識。專門的學習，大部分可能會留在碩士班或短期的硏究院精讀課程中敎授。過去，港大主要着重本科課程的敎學。在未來數十年內，硏究院課程和研究工作大有可能成為本校重要的一環。

科技帶來的影響，是各行業的人都會感到的。未來的經理和行政人員，都需要接受科學和人文學科的敎育，至於研究純科學或是應用科學的人，則應該接受管理學和人文學科的敎育。我們的社會在結構上會趨緊密，沒有人能夠單活在自己專業的世界裡。我們看看海外大學的學位課程，可以見到社會學很多時是在醫學院裡敎授的，文學院有敎授如「進入工業社會的過渡期」的學科，社會科學課程裡有如「能源與社會」的學科，理科生選修文科，還有工科生選修「工藝與社會」等。至於本校課程也有設立相近的通識科目的選修制度，這類學科須受到適當的注重，以強調這些知識的重要性，而同時我們又要注意不能因加入了這些學科而降低了學位課程的程度。

現代的大學，大都由公費資助。大學的崇高理想，本來為人推崇了近一千年，但在近來數十年間，卻好像已逐漸褪色。大學轉而被人認為是知識的中心，主要的功用是配合社會當時的需要。一般人都認為：知識就是權力。大學不再被人視為一塊學術自主的天地，供學者追求眞理；反之，大學被當作是知識的中樞，專為當地的權力、威信和繁榮而設。對於辦大學的目的，在新舊兩極端理論中間，應該有一套較中庸的說法，使大學能繼續為自由而有責任感的高等學府。大學應保持其學術自由，而同時又不應忘記報答社會。對於將是社會主人翁的大學生，應在求學時讓他們認識到自己對社會的責任，使他們願意分擔為社會大眾謀福利的大任。這一點，相信很多從事大學敎育的人士都抱同感。同時，有鑑於此，本校已將一些社會學科列入專業課程的敎學大綱裡。

香港在近年出現很多社會問題，部分原因是我們的生活環境太擠迫所致。大學敎育不應只為栽培一群單顧本身向上爬的特權份子。我們須不忘在機會來臨時，參與服務社會。這一點在今天比戰前尤為切合。同時，我深信香港應提倡文化活動，以調劑工業社會的緊張繁忙的生活。香港的青年，實應善用餘暇，做些更有意義的事。香港藝術中心和藝術節正積極提倡文化活動，而本校在未來數十年內，應在這方面擔起個重要的角色，擴充藝術和音樂課程，使香港人的生活能得以充實。

因此，本校在未來會是香港一所自由而有責任感的大學。我們一方面透過校董會和校務委員會而獲得社會的引導，另一方面則仍保持本身的學術自由。本校既有七十年的歷史，已足爲為一間有經驗有責任感的高等學府。若配合以所需的資源，本校定不會負眾望。我們在創校的各個歷程中，均能達成一所大學的任務，而我相信，在未來，本校定會繼續履行對社會應負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