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並不是第一間以榮譽授予李國寶議員的學府，他的母校劍橋大學於1993年授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翌年，華域克大學授予同樣的名譽學位。若說劍橋於李博士有生娘般的恩情，有人會不期然以養娘來比喻香港大學和李博士的關係。在百忙中李國寶抽空為港大效勞，其熱情有如視港大為他的母校。自1978年，李國寶即出任港大校務委員，目前更身兼兩職——大學司庫兼校務委員會副主席，在港大各方面的發展中，獻出他寶貴的專長知識。1992年起，他擔任港大發展動向籌劃委員會的主席，首先在籌劃港大八十周年校慶活動上擔當重要角色，繼而致力促成香港大學教研發展基金的實現。這些活動取得可觀的成果，我們實在要感激李國寶的忘我精神與盡心竭力。
李國寶對校務的承擔和投入，充分表現對港大感情深厚。處理教授薪金調整的建議（據我所知一般都是向上調整）本身是一件費時的事，但對身負大學司庫重責的他，卻還不是最繁重的工作。如果港大一向以「大恩不言謝」態度而欠下人情債，我們希望今天下午得以補償。
李博士對他多元化的活動，其熱誠與對港大事務不遑多讓。祇要稍看一下他的履歴表，其令人難以置信的精力、才華、能力、興趣，以至多方面的成就簡直驚人。李國寶畢業於劍橋大學，修習經濟和法律。他是英國銀行學會資深會員，也是英國和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的資深會員。李氏為銀行家，自1981年起即任東亞銀行的行政總裁，在他的管理下，東亞的業務蒸蒸日上。不過，李氏的業務範圍遠不止於東亞，他是多間國際公司的顧問，包括萬國商業機器公司、丹拿平治、勞斯萊斯等等，名單之長，不可勝數。李氏擔任董事的公司名單也難以細數，包括金寶湯品和生力啤酒。公司董事名單之多，為他赢得「董事先生」的綽號，也印証了中國諺語「能者多勞」此語非虛。
李國寶把中國人的管理技巧介紹給西方商界，使他們明白中國人的管理哲學，對這地區可說功勞不小。他不但以身作則，樹立良好的管理典範，也領導提倡商業學科的研習。他擔任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理事會和執行委員會的主席職位多年，也是亞洲管理組織協會的名譽會長。
商務百忙之餘，李國寶還抽空挑起了對常人而言是百上加斤的社會公益事務重擔。香港大學和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就是他致力公益中受惠的表表者。李氏在金融界功能組別獲選晉身立法局，目前身兼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港事顧問，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地信託基金投資委員會的召集人。他曾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副主任，該會的工作為九七以後香港法律打好基礎。在過渡期的動盪日子，李氏以商界之身為社會穩定和信心所作的貢獻，無疑也是值得香港大學加以表揚的。
不過，我們也同樣要讚揚李國寶對藝術和教育的支持，他不但是贊助人，也是慈善家。李國寶是一個真真正正「趣味廣闊，動靜皆宜」的人；美術、音樂、舞蹈同樣愛好，為促進香港藝術盡了不少力。很少人會聯想到，一個溫文爾雅，衣冠楚楚的銀行家會與前衛的藝穗節拉上關係，因為他是贊助人。他也是香港藝術節協會、香港芭蕾舞團的顧問。李國寶自己也是個音樂家，從學生時代課外活動的表現來看，以李氏這樣的人材，或者可說是「商界之得，流行音樂界之失」哩！他也致力扶植中國年青畫家。他倡議成立「香港劍橋大學之友」，設立獎學金，資助本地學人前往劍橋大學深造。
李國寶相信自己深受社會之惠，套用他的說話，回報就好像缴納「某種社會稅」，是應盡的本份。雖然馬克・吐溫曾這樣說過：「陽光普照時借出雨傘，一下雨便立刻取回，銀行家就是這種人。」李國寶的信念卻是向那些受不到陽光之惠的人，不但借出雨傘，還施以援手。學生時代他便參與救世軍工作，目前是其顧問委員會的主席。他同時也是聖雅各福群會理事會的主席。他為眾多公益慈善事業所付出的精神時間，令我們覺得李國寶有如培根一樣，抱着「為善毋後人」的胸襟。
雖然求學時期曾長時間旅居異地，李國寶的家和心都留在香港。家族六代已在港建立起事業和財富。儘管飽受西方教育，李國寶還保留傳統的華人價值觀。在管理東亞銀行上，他混合了東西方管理模式。東亞是重返中國内地市場的第一家本港銀行，也率先在内地開展合資發展計劃。與香港一樣，我們這位名譽畢業生在聯繁中國與世界的工作上擔當了起作用的角色。他的中文名字是「國寶」，要做到名實相符殊非易事，但我們這位名譽畢業生已庶幾近焉。
校監閣下，為表揚李國寶個人的修為和他眾多的成就，尤其在對香港經濟所付出的心血，本人謹請閣下授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讚詞由讚詞宣讀員Mimi Chan Mei Mei教授撰寫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