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謝詞

姫達爵士以「大學在社會」為題，對大學在香港此時此地所面對的問題，以及在社會所擔當的角色，作廣泛的評論。

姫達爵士認為，大學有四個重要的目標：即專業訓練、思想鍛鍊、推動學術研究和培養一套適合時宜的價值觀念。

在申述這些目標的重要性時，姫達爵士指出「為敎育而敎育」固然是可稱許的辦學目標，然而今日社會對大學敎育價值的評估，亦重視其授課內容與完成課程的學生的資歷是否符合就業需要。他認為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這個貧富懸殊的社會裡，專業的訓練是可以加強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從而促進未來的經濟穩定。在思想鍛鍊方面，他認為在這個一日千里的社會，所需要旳是具適應力的頭腦、有系統的思想，才可以應付不斷轉變中的職業上的要求。同時大學在這方面，也得全心全力去提供日新月異旳訓練方法，去符合這方面的需求。

姫達爵士又說；有些人士認為大學只是中六敎育的延續，這種看法是狹隘的。大學應重視推動學術研究，一日大學未能致力於此，社會便蒙受損失。在培養價值觀方面，他指出香港既是東西文化交匯的地方，大學有責任去取其精要，為社會孕育出一套和市民生活和文化相關的價值觀念，並以身作則，不忘中國傳統上待人以誠、廉潔和仁義的美德。

在演詞中，姫達爵士並特別就上述四個目標檢討香港大學的成績。他形容在加強社會階層的流動方面，大學有驚人的成就。香港大學在三十年間， 由富家子弟的大學演變為一所平民大學，是邁向平等社會的一項重大成就。在提到專業訓練方面，姫達承認大學所供給的和社會所需求的曾有一定的差距，不過這種現象不只限於香港，且差距的主因往往是有關方面未能預見一些不期然發生旳情況，在策劃上不可能掌握這些綫索。不過，姫達指出，目前亦未有證據顯示大學的訓練和僱主的要求脫了節。而且大學是否應該特地為遷就社會需求去辦學，還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他認為要在專業訓練方面有所改進，是要由校方與僱主通力合作，交換意見，並將所得提供給決策人士和同學，使彼等在決定過程中有所掌握。

在談及思想鍛鍊方面，姫達爵士預期隨着科技的進步，香港市民的工作時間勢必縮短，因而會面對較多的閒暇時間，而無所適從。敎育界人士應慎重考慮，如何鼓勵和引導市民去利用工餘之暇，從事一些積極和有意義的活動。

在推動學術研究方面，姫達爵士特別指出大學同人在決定進行一項研究時，應先衡量該項研究給社會帶來的直接貢獻。在這方面，大學、政府、專業人士和工商界的經常接觸是極其重要的。

姫達說：香港是一個眾志成城的地方，這一點可以從他親身經歷的兩次危機中體驗得到，並注意到在兩次危機中，港大學生曾能極有勇氣地去採取正義的立場。他並寄望年青的一輩，積極參與政府地方行政計劃，致力改善香港的生活。

在演詞中，姫達爵士並闡述了他對港大學生的個人感受，他說：

「……在上面我曾表示過會談談大學生，特別是港大學生的一些問題。對香港年青的一代，我一向都極有好感，而在過去幾年中，也偶有機會和大專學生見面談話。我樂於和他們在一起，並且發覺他們的觀點頗有激發作用，旨趣也頗接近。當我擔任面試遴選政務主任的工作時，有時我有理由希望某些入選面試旳申請者對本港社會有更多的認識，更肯深入去了解，譬如更多關心社會的工作（我希望港大某些員工也抱同樣的積極態度）。事實上令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很多港大學生在力爭良好考試成績的壓力下，仍能積極地參加關心社會的活動。由此看來，港大同學已感染了社會意識，在某一程度上已認識到良好市民的目標。我說感染而不說敎授，是因為這種意識大概不是用授受的方式可以得到的。也有可能是在他們未進入大學之前已被灌輸了這種意識。可慮的是大學生在畢業後踏進社會，面對激烈的競爭，很多很快便把原有的高尙可貴旳抱負抛諸腦後，全副精神去謀地位和賺金錢。當然，這樣做並沒有什麼不對。從很多方面來看，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也是導致它成為繁榮社會的因素。謀地位與賺金錢都是正當不過的，只有把這兩樣看成為人生處事的唯一動機，而變得貪婪無厭的時候才不足取。大學生是深受社會優惠的一群，在社會上得享特殊的機會。因此，他們該負起更大的責任：不但要勤奮學習，更要不斷關心社會的發展和福利，盡力加以協助。由於他們的才能，以及社會所給予的特殊優惠，大學生注定成為未來社會的領袖。所以我想再提醒他們一次：請不要放棄自己的理想！

曾有人把敎育介為爲分辨「知之」與「不知」的能力：知道從何找出所需的知識，並懂得如何致用。知識本身並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如何尋求知識及如何加以運用。懂得如何尋求和運用知識表示將知識用得其所，以求實現自己的理想，而非只求滿足私利私慾。對於居高位者，尤其是公務人員，我祈請他們在生活上、工作上記取謙遜的重要；遠避虛榮和不要誇耀財富；未來的經理人員須記取社會旳經濟繁榮深賴勞動大眾的努力，他們值得記功和分享辛勤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