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謝詞

領導才能與遠見之反思 

每次回到港大校園，我和內子都有一種十分親切的感覺。這次回來接受大學頒授這份榮譽，令此行更為難忘，尤其是能夠與各位傑出名譽畢業生一起分享殊榮。這次學位頒授典禮適值港大九十周年纪念，對我更具意義。去年十二月，我回到港大參加校慶，透過各種活動我可以清楚肯定港大已經藉往昔的豐盛成果創造出教人振奮的未來。看到我們的校友和在校同學
如此熱誠的為母校，更加叫人感動。

說起校慶纪念就教我憶起我們這所大學如何起步，如何率先在港建立優良的高等教育傳统。大學源自卓越的醫學院，當年稱為香港華人西醫書院。1887年，書院招收首批學生，大家都知道其中一位就是孫中山先生。

關於孫中山先生的東西已寫過許多，要找些新話題也不容易。不過，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們其中一位畢業生是新南非的國父，且容許我趁這個機會帶大家回顧港大的根源，也嘗試將孫中山先生代入二十一世纪的歷史狀況，以及港大的未來來看。稍嫌可惜的是曼德拉總統先生今天未能與我們一起，否則我一定會親自告訴他我十分仰慕他，以及因何我以港大一位早期校友來表達我對他的領導才能的景仰。

孫中山生於1866年，於1925年三月逝世，即七十七年前這個月。他逝世時，全國都十分悲痛，為他寫了數以萬計的詩詞，每年的纪念日又會有新的詩篇。他是十九世紀的人，但是他比大部分同胞更早看見二十世纪的需要。

現在我們已踏入二十一世纪，我們是否也可以從他身上得到一些啟示？在我而言，我認為他一生有三個問題值得我們帶進廿一世纪。這三個問題中雖然部分的結果有頗大分別，但都可套用於曼德拉總統的身上，我相信今天各位畢業生會容許我以此話題帶出港大這位相當傑出的校友。

更大的勝利

表面上第一項是特別對中國人而言的，雖然我知道這情況極之普遍，這項是指一位領袖的歷史地位。孫中山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他很能鼓動人民支持他的理念，可是他多番努力籌劃起義推翻滿清政府，始終都以失敗收場，他許多朋友更因此而犧牲性命。甚至帝制倒台後，他仍受制於袁世凱等野心軍人，以致未能領導國家，死後更出現軍閥割據。孫中山多次被迫向外求助，有為求生的，也有為籌款援助有意支持他的地方軍隊。他最後十年備受挫折，有人對他忠心耿耿，也有人背信棄義，始終也無法達成他的目標。逝世之時，他希望國家統一及為全中國人民帶來現代經濟發展的夢想仍無從得見。然而，今天他仍是唯一的政治領袖被海峽兩岸視為中國現代最偉大的領袖人物，同時亦得到大部分海外華人認同。

這個現象在西方現代歷史學家眼中毫不為奇。在他們看來，失敗的事實不能抹煞一位領導人物被認為偉大及尊貴，即使那位領袖是一個悲劇人物或只是時不與我。但對帝皇時代的中國則不然， 自從中國統一後，二千年來歷史都沿用「成王敗寇」的原則，若以此理念，孫中山一生失敗次數比成功還多，以正史角度應列為「寇」，然而事實卻不然，他不只受到忠心的追隨者尊敬，連帶追隨者的「死對頭」，其至乎國內外從未支持他的人士都尊敬他。

這對於中國學者及官僚精英來說是異乎尋常的，它象徵著他們反對前人在典籍上沿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傳統看法。中國人對歷史有了新的看法，在批判成就時更為嚴謹、更趨成熟。最重要的是不再純粹尊敬那些最終取得權力者，而是衡量這人的一份堅持，還有理想、原則、個人素質等都會贏得大眾的尊崇。當中國人能分辨這些優點，摒棄意識形態和狹隘的黨派利益，就能大步邁向現代世界。曼德拉總統在這點上可以為相同的情況展示出不同的面貌，他早期的挫敗令他在監獄中渡過漫長的苦痛歲月，有人會說他所需要的就是一次的勝利，結果他得到了，不過最重要的不光是贏得權力，而是預備寛恕敵人，在他們協助下重建國家。他的仁厚（中國人會著眼他的仁風）和寬容為成功奠下了基礎。

一個眾人的共和國

第二個問題就是孫中山所用的國民概念及其他類似的詞彙（即國家的人民或市民等），有別於臣民（即依附一朝或別朝的人）。當他成為政治領袖後另一個更熱門的詞彙就是民族。這些詞語都是從西方國家現代詞彙中衍生出來的。以當時的民族主義革命來看，這並不特別，它們都適合他向追隨者推介共和國這理念。在1912年初，這目標達到了，這點對共和國這個詞的意義毫無認識的人口來說實在了不起。

不過同樣有趣的是他同時推介五族共和的信念。其中最特別的是孫中山多年來一直是反清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打著漢人治國的旗號，他一直受到國內外致力反清的秘密組織的擁戴和支持。在推翻滿清前夕，孫中山看到中國不僅是漢人的國家，至少還是其他四大民族：滿、蒙、回丶藏的國
家。他接受了五族共和國的想法後，就找出了簡單的多民族或是我們慣常稱的多文化國家的方案。他做這件事時，正是歐洲國家為現代世界塑造國家的模式；到今天許多人仍企圖以此模式來定性中國是一個會分裂成不同國家的帝國。這些人正是反對多文化國家可以和平共存的信念，但隨著世界懂得在全球化下生活，這種觀念不久將會獲得認同。

事實上，中國人接受孫中山提出的五族共和方法，顯示出他們已踏出一步，不宥於帝國的觀念，承認中國不應是西方式的狹隘的民族國家，雖然大部分中國人至今仍不大接受這種微妙的區分，但從狹隘的反滿清民族主義到多民族共和國，孫中山真的為人民提出了有遠見的未來，這個未來仍不斷發展，全世界早晚也會面對。曼德拉總統個人當然是較接近這個未來。不過將他跟孫中山並列絕非因為他們都是成立一個現代國家的國父，而是兩者都包容了多民族共和國的精神，而多民族共和國也將成為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更佳模式。

知與行

第三個問題是根深蒂固的傳統中國哲學，但在未來絕對奏效；它源自孫中山對知和行的觀念，他常說：「行之非艱，知之惟艱」。這個話題中國哲學家已爭論了數百年，儒家對此有兩種看法：主流學說認為知應先於行，不可妄動，另一種得到附和的看法則指出要「知行合一」，知與行同樣重要，認為兩者須相輔相成。我第一次接觸孫中山這句話時，我認為這是激進和異端的思想。未知行動後果而妄動似乎極為愚蠢甚至危險。跟許多人一樣，三思後行方為勇的古老觀念較為實際。

當我修讀歷史時，將這觀念套在孫中山的一生和事業，我對這話有了不同看法。這是一位革命領袖採取行動對抗古老權力制度。以他的領導才能及革命遠見，他必需採取行動，他絕不可能有閑情了解清楚才行動，機會亦不會守候以等他有足夠知識去行動。當我仍在港居住時，我在鄧小平語錄中找到孫中山這句話的回響：「摸著石頭過河」。我心想「摸著石頭」就是孫中山所說的行動方法。因為你「摸」，就可以知道石頭到底在不在。這是兩位領導面對未知之數時的相同看法。這是一種很具創意的活動、代表著勇氣和遠見。孫中山和鄧小平在年青時都是搞革命的。不同之處是孫中山在三十多歲就發表這套理論，而鄧小平則是比孫中山大一倍時才提出這句名言。

今天提出的這三個問題都跟香港如何看它的未來息息相關，香港人認為孫中山偉大，即使他失敗多過成功，但他們不會重拾昔日「成王敗寇」的看法，他們的歷史看法已經轉變，因此他們不會只因成功而尊重領袖，也會看重他們的信念、遠見和個人素質。香港人同時是一個龐大的多文化多民族共和國的市民，連同他們具有國際大都會世界的經驗，令他們得到良好裝備以面對二十一世纪；在廿一世纪裡，狹隘的民族國家式結構將會是軟弱的象徵，多文化社會會被視為充滿力量。鄧小平的領導理論——「行乃知之源」，塑造出香港近年的面貌。未來的香港領袖應該也可以有創意地大膽行動，當他們實行時，可以孫中山為榜樣，但可能會有所不及。我們在港大的，感到十分榮幸能夠有這位人物深深烙在大學的歷史上。上述提及他一生及思想的三方面，是希望不要把他留在歷史，而是經當將他和他的精神加以提出，帶到外界，帶進二十一世纪，讓所有人明白和深思。